而体制转型会形成一种体制内保护性机制，这就是不溯及以往，亦即不对因以往的体制性缺陷而造成的有缺陷的政治活动和行政行为追究责任，哪怕是道义谴责，从而被视为理所应当。

我国民法学界担忧的是，《侵权责任法》已经在相关法条中规定了大量人格权保护的救济规则，如《侵权责任法》第２条在全面列举所保护的权利范围时，共列举了１８项权利，其中近半数被列举的权利是人格权。从民事权利的发展趋势来看，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格权的发展。

例如，《侵权责任法》对身体权、个人信息资料权等权利就没有加以列举。人格权独立成编，对于进一步全面确认和保护人格权并赋予民事主体以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效力，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必将产生巨大的宣示效应。个人自主决定日益成为独立的民事权利。笔者曾经在多年前呼吁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1]但关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由，尚有一些余论，在此提出以供讨论和参考。六、结语总之，制定一部立足于中国实际、面向２１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回应现实需要而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但是，民事权利体系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其实，在人格权法中确立冲突解决的规则，将进一步细化责任构成要件、免责事由等问题，从而形成对侵权责任法的补充。其结果可能是短期的、跟风性的，也会为人治留下空间。

抓住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据此，枫桥人民法庭真诚地劝导你请首先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如果官司输了，你将要承担败诉的全部后果。村民周某高兴地说是墙头文化化解了她和媳妇长年的不和[21]。

四个字，甚至两个字就可以表达全部的意义。总之，枫桥经验既具有功能性的政治意义，也应当具有实质性的制度意义。

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是多样的，通过友好协商、调解或和解即人民调解方式具有简便、快捷、不收费和有利于和平相处、及时化解矛盾的特点，且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所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它并没有简单排斥哪一种手段和技术，而是综合性地运用它们。而就传统的治理方式而言，主要侧重于综合治理的模式。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

一会即镇每月11日为联系会议日，党政成员、办事处书记、办公室主任、派出所、法庭等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参加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落实责任。这种考核所施加的压力主要体现在科层制的政府体系内部，如果能把这种内部机制和外部的民众自治有机结合起来，那就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了。而且，所谓的本土资源也必须作动态的理解，即它一直在创造、丰富和发展，任何的变法和法治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运作机制和模式的转换过滤才有可能落实。反过来说，既然调解的主要功能也是通过教化达到善治，那么当中必然也充斥着各种的指导性的、标语性的内容，更生动地表达了通过说服、教育、感化而就地解决矛盾的方针。

枫桥地区在前几年推行公安、劳动、计生三家综合管理的基础上，近年又推行了重点企业外来人口管理公寓式管理、情感式管理、学校型管理等新模式，实现教育、管理、服务、维权于一体。在这个意义上，枫桥经验并没有出现中断的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汇报记录簿》。所以需要关注的是，每当枫桥经验出现相对低潮时，当地政府和官员主要是通过哪些方式、采取了哪些策略，让这一经验重新焕发新的光彩。

枫桥经验到底是自治的经验，还是统治的经验？作为自上而下的治理经验，枫桥经验当然需要各种集中的、动员的、综合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然后是社会力量调解组织，包括村民和居民委员会、企业组织等的调解，并以老年协会、妇联组织、团支部和其它组织作为调解的辅助力量。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包括音乐、影像、戏剧表演等）进行宣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苏力的本土资源包括乡村的习惯、传统、地方性知识等，但没有明确提出包括作为治理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的本土资源。在调解的过程中，情和理的运用自然就要优于法律的运用。这一经验如果要继续保持长久的生命活力，不仅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更需要注重开掘自身的法治本土资源，使其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治理经验。

要求四要四不要，要以理服人，不准以势压人。第三，调解的结局是当事双方相逢泪流泯仇怨，最后以兄弟间矛盾平息，双方握手言和，和好如初为结局，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另一个则说明对村民的制度约束，让其知道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枫桥镇综合治理中心以组织的形式做到了群防群治，但着力点仍然是领导的带头作用、表率作用和责任制度。

既要强调真诚和谐，也不讳言实用主义。三个一样的要求：外地人与本地人一个样，干部与群众一个样，法人与公民一个样。

一卡即建立信访工作一案一卡制度。这些口号琅琅上口，简洁凝练，既承担着宣传和教化的功能，同时也展现了当地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进行治理时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我们的传统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对政绩本身的重视既有助于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提供原动力，但也容易导致政策性过强和压缩民主自治空间的问题，并由此导致研究者无法对枫桥经验做出全面正确的把握，尤其是在针对枫桥经验与民主自治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握上。

《集体教育情况记载簿》。镇村联动，是加强镇、管理处、村三级调解组织的上下联动，明确职权、事权，着力预防和化解各类民间纠纷，使民间纠纷发生率下降。

在调查过程中，张学军发现两家的关系以前一直很好，大学生的婶婶把丈夫的侄子视同己出，平时关爱有加。到那个时候，枫桥经验已经明确且完全地实现了从处理敌我矛盾经验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转化。

因此，在研究枫桥经验时，必须重新审视和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须进一步考虑，枫桥经验在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融合的过程，是否蕴含着某种法治化的契机。后来村民们把村规民约比作是一部岫山村的小宪法。

1.中国特色法治模式植根于枫桥经验的内生性枫桥经验具有自身独特的传统。这种合力具体又要求党委抓总，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摘要】枫桥经验具有丰富而独特内涵，包括组织的网络和工作机制的构建、格式化治理方式、标语口号等教化治理的传统、调解与感化的实践等。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就在毛泽东对枫桥经验发出试点推广批示的同一天中午，他又同当时的公安部长汪东兴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比如说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监督、教育、改造工作，应通过群众来做。

2002年，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稳定的治安环境，枫桥经验再度引起公安部门领导的高度关注。这些大会和相关的汇报式的纪念文集，具有强烈的公开性和仪式化的特征。

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四、教化治理：标语、口号与就地解决矛盾的调解枫桥经验的治理模式还体现在其宣传和教化的功能方面。

五是从治人转变到救人上来。一表即《城关镇社会矛盾纠纷和不安定因素登记汇总表》，一活动即建立为民解忧活动日制度，为每月12日和17日，并要求各部门联合下基层接受群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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